重温美国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产阶级跌落得让人心痛

本文转自微信公号：秦朔朋友圈，作者：戈小羊

上世纪2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段高度繁荣和经济稳定增长期。一战结束之后，美的深度工业化和消费景气并行，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

美国在一战后期参战，没有受到战争重创反而大发战争财，由战前的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强劲的建设热潮掀起，大量资本被投入到基础社会建设中，横穿东西部的公路、铁路被纷纷建立起来，汽车、电视机、冰箱等日用品走入千家万户。尽管最底层的民众依然很穷困，但是更多的人生活好了起来，过上了小康生活，或者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富有了，数年的股市牛市行情折射出美国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直到今天，上世纪20年代的欣欣向荣依然是美国人美好的回忆。描述当时奢靡生活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也因此成为经典，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当时美国经济的繁荣、喧嚣、奢华和梦幻。

正如小说中的盖茨比被一颗子弹结束生命，所有的繁华成为过眼云烟一样，1929年美国经济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这场后来被称为“大萧条”的危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史上最持久、最深刻、最严重的周期性危机。美国因此遭受重创，沉浸在富裕和对美好生活憧憬中的美国人的生活遭遇巨变。

苦日子，到底可以有多苦？

在威廉·曼彻斯特的史诗级著作《光荣与梦想》中，对美国的这段历史和民众的际遇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随便摘录几段，读来惊心动魄，深感悲凉。

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里，有1500万以上的人到处找工作，可是哪里也没有工作可做。

到了1932年9月，《财富》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接近人口总数的28%。这个数字还没有加上1100万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

中产阶级跌落迅速得令人心痛。在加利福利亚水库干粗活的工人中，有好多是农场主、牧师、工程师，还有一位是中学校长和一个密苏里州某银行的前任行长。

据相关媒体记者的描述，夜间敲门讨饭的，可能是几个月或者一年前在银行里爽快签发你贷款，或是报纸上写过社论的，或者是某企业的高管；

那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时出门的青年律师，说不定是拣个偏僻地方去挨户兜售杂志、便宜领带、真空吸尘器、高压锅、“二合一”牌鞋油之类的东西的。他甚至可能干脆换一套破衣服，在另一个市区向路人行乞。

如果身边还有一角钱，还可以在充满汗臭和消毒药水气味的小客栈里睡一宿；如果身无分文，就在街上捡些报纸当铺盖，到中央公园、地下铁道站口，或垃圾焚化场去过夜了。冬夜苦寒，焚化场的余温吸引成百上千的人到那里去，睡在大堆大堆的垃圾上。

一位老师看到一个小女孩太饿了，劝她回家吃点东西，结果这个女孩回答：“不行啊，我家是轮流吃饭的，今天该我妹妹吃。”

自1930年以来，美国各州各市的预算早已出现赤字。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约有90%来自房地产税，但是按大萧条时期的币值计算，房地产的估价实在高得荒唐。房东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纳税；房产有没有收益，法律不管，税额不能减。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济过活的，救济金又不包括房租，房产税还是要照缴。于是房东便千方百计要房钱，他们怒从心头起，要把无钱交租的住客统统撵走。

地方政府财政破产了，加之社会上认为贫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获得公家救济，条件是极为严格的。人们为了争取请求救济的申请书获得审议的机会，也得事先变卖家产，取消保险，直至借贷无门的地步，并且证明所有亲戚全部破了产才成。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无子女的，在很多城市还是领不到救济。

可是胡佛总统对记者们说：“并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十顿饭。”

胡佛总统曾经考虑过节约白宫的膳食，可是后来人们认为如果总统也节衣缩食，这对美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太不利了。所以，每天傍晚，他打好黑领结走进饭厅——他是最后一个坚持穿上礼服进晚餐的美国总统——向他那七道菜奋勇进攻。

胡佛总统虽然没有开国库拯济美国穷人，但是他拯救过大批比利时饥民，直到今天，这还是人道主义史上的光辉篇章。芬兰语还新添了“胡佛”这个动词，它的意思是“帮助”。

在经济萧条中长大的孩子们

“大萧条”是20世纪上半段出生的美国人最难以忘记的痛苦回忆，也影响了许多人的一生。

稍稍翻看股神巴菲特、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甚至是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忆录，无不对当年大萧条之后艰辛的生活印象深刻。苦难的日子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巴菲特勤俭和沃尔顿的节约不用多说，即便是崇尚奢华生活的土豪特朗普骨子里也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在他的自传里，特朗普屡屡提到自己受到父亲的影响，深刻认同“不必要的浪费是可耻行为”的理念，这也是他能够成为一个非常精明商人的关键因素之一。

这些都是艰辛生活带来的正面案例，那么在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是不是要感谢贫穷呢？

耶鲁大学莉萨·卡恩（Lisa Kahn）的研究证明，经济萧条时期进入就业市场的大学毕业生与在好年头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相比，前者工资收入至少在十年内都要比后者少得多。

卡恩的另外一个研究是针对近4万对父子的一项长达20多年的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如果父亲失去了工作，那么来自这些家庭的孩子们每年的收入要比那些父亲有工作的孩子们低9%。

卡恩的研究结果，与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社会研究结果遥相呼应。

1932年，当时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儿童福利研究所所长和行政所长的哈罗德·琼斯和赫伯特·斯托尔兹，以奥克兰市东南部地区11岁的孩子为样本，启动和领导了追踪大萧条中的儿童成长和发展的纵向研究项目。之后埃尔德接手了这个项目，经过长达十多年的继续调研，最终完成了下面这本书《大萧条的孩子们》（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埃尔德将收入损失比达到35%以及以上的家庭划定为经济受损家庭，通过对经济受损家庭和未受损家庭进行研究，他发现大萧条不仅影响到研究对象幼年时的生活环境，而且对其成年后的工作生活、成人经历、职业生涯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力甚至波及研究对象的后代，并在某种程度上构筑了战后美国人民的国民特征。

下面是这本书里的一些结论：

第一，大萧条对家庭关系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婚姻权力结构的变化上。比如家中的顶梁柱父亲因为经济衰退收入减少或者失业，母亲就要挺身而出承担起更多的养家责任。因为家庭权力结构变化和经济大环境的压力，导致了冷漠、沮丧、自怜自艾和各种形式的社会逃避和退缩，比如酗酒等，就会严重破坏家庭关系，引发了更多的家庭冲突。

第二，经济受损对孩子的感情成长有很大的影响。经济上的困顿改变了父亲和母亲在家庭中的处境，尤其是父亲失业的情况下，对孩子看待同龄人和家庭以外的成年人、感觉到的父母的魅力、以及对父母作何评价都有直接的影响。

第三，经济短缺可能带来的一个好处是，它能让人们学会彼此负责，特别在中产阶级中，经济受损改变了孩子对父母单方面依赖的格局。但这也可能导致男孩子们对于金钱的支配欲望过于强烈，导致女孩更倾向于通过婚姻换取经济保障。

第四，从家庭内部的观察来看，经济受损家庭的孩子会过于敏感和害羞。

罗斯福新政

埃尔德在研究中还发现，不少家庭和个人的适应、改变能力都很强，虽然经济危机对大家都造成了伤害，但是有些人就能够通过不断的努力、抓住机会，克服各种不利的制约条件，获得更大的发展。

当然，埃尔德的研究对象们，虽然很多人自身都在不断地努力，从而改变了命运，但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大趋势，就是美国经济始终在沿着大方向不断地增长。也就是说，美国的国运处于上升周期。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成功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面对胡佛留下的烂摊子，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被称为“罗斯福新政”，其中三方面是核心：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

全面实施的改革很快收到成效，从1935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恢复了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避免美国社会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为后来美国参加二战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同时，罗斯福的新政留下了大量防止再次发生大萧条的措施和政策，为美国投入二次大战及战后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美国社会虽然也遇到过经济危机和衰退，但大方向还是上行通道。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美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国力的不断夯实，不论是巴菲特、沃尔顿还是特朗普，都不可能成长起来，他们甚至很难摆脱经济衰退的贫困境遇。巴菲特著名的“卵巢彩票”理论便可以说明这一点。

巴菲特说，他并没有从父母那里继承财富，他也不需要，因为他在恰当的时间（美国逐渐从大萧条中走出来）出生在一个恰当的地方（美国），就好像抽中了“卵巢彩票”一样。

环境对于个人的影响是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在《大萧条的孩子们》这份研究中，最开始的研究对象便是仅仅经历了六年经济大衰退之后的奥克兰市，经济受损程度不同的孩子一生是如何被改变和塑造的。

艰难的岁月里，环境、经济和各种压力对人的改变是不可逆的，尤其是对处于其中的孩子，不仅可能会改变国民性格、贫困和压力的阴影，甚至会影响到下一代、甚至几代人。经济萧条时代，生活比你想象得艰辛一万倍，不仅是物质，更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