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本轮减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熊园观察”，作者国盛宏观熊园团队。

本报告旨在通过回溯美国80年代以来3次税改浪潮以及我国1994年以来历次税改时的经济实际表现，探究本轮减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

核心结论

1. 减税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并无定论。减税可减轻税收带来的价格扭曲、刺激投资和消费，但由于减税会带来政府公共性支出减少，因此减税并不必然就会带动经济走高。

2. 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三次税改：1981-1986年的里根税改、2001-2003年的小布什税改以及2010-2014年的奥巴马税改。

税改背景：三次税改时，经济增速均处于下滑阶段，直接诱因则分别为70年代石油危机、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2007年次贷危机。

税改措施：三次税改均主要针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但在具体政策制定上有所不同。里根税改主要是通过直接降低所得税税率来刺激总需求，小布什税改则着力通过加大企业税收抵扣来扶持科创企业，奥巴马税改重点在刺激企业投资、降低工薪阶层税负及增加就业。

税改影响：经济均于税改推行后的1-2年复苏;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速基本同步反弹;企业投资一般晚于盈利1年回暖;财政赤字约束下，减税长期效果并不确定。

3. 中国税改历程回顾。自2003年提出“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以来，基于税收弹性和狭义宏观税负，我国税改可分为三个阶段：

2003-2008年：税收和名义GDP同步增长，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统一并下调企业所得税，企业投资大幅增长;两次上调个税起征点，消费增速均有不同程度提升;持续降低关税税率，进口额高速增长。

2009-2013年：“四万亿”投资刺激经济回升，推进结构性减税，宏观税负见顶。增值税转型改革，工业增加值快速提升，经济实现较快修复;降低小排量汽车的车辆购置税税率，极大地刺激了汽车消费;个税结构调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不如前两次上调个税起征点。

2014年至今：经济增长新常态，全面深化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显著减轻。“营改增”收官，增值税税率普降，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回升;重启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汽车消费增速震荡抬升;下调进口关税率、上调出口退税率，对外贸易回暖;个税向综合税制转变，增加六项专项附加抵扣。

4. 以史为鉴，如何看待本轮减税的政策效果。特朗普减税提振美国经济，全球也迎来了减税潮。维持此前判断，倾向于认为，减增值税大概率年内会推出、明年再实施。但和发达国家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不同，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相比直接税，降低间接税税率，企业和居民的减税体验较弱，加之财政赤字还是减税效果的硬制约，我们预计，本轮减税对经济增长、投资和消费的拉动作用可能不会很明显。

风险提示：政策执行力度不及预期；中美税制不同，美国税改借鉴意义有限；我国国内历次税改与2018年减税可比性较低。

正文

9月底以来，减税暖风频繁吹起，增值税减免可谓“呼之欲出”。我们在前期专题报告《新个税法影响和未来税改展望20180901》《减增值税的可能路径与影响测算20180903》以及《再看减增值税的可能路径与行业影响20180924》中，分析了个税改革的影响，以及减增值税的可能方案、减税规模、财政赤字变化以及各行业受益情况。

鉴于减税对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并无统一方法，而且测算结果往往会偏离实际较多，本报告旨在通过回顾美国80年代以来3次税改浪潮以及我国1994年以来历次税改时中美经济的实际表现，进而探究本轮减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减税对经济的影响机制

从理论上讲，减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为三条路径：一是减税可降低由税收带来的价格扭曲，减少无谓损失，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降低资本所得税等可刺激企业加大生产和投资力度[1];三是劳动所得税的降低将抬升休闲相对于劳动的机会成本，有效刺激劳动供给。然而，由于税收的减少、财政赤字的约束会降低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规模，因此根据巴罗(Barro，1990)最优税收理论，税率与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当税率低于最优税率时，提高税率有利于经济增长;当税率已高于最优税率时，降低税率将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增长。

减税对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并无统一方法，而且测算结果往往会偏离实际较多。学界采用的方法多为在标准的增长框架下引入政府财政政策，在与现实经济大体相一致的参数环境下，通过参数化和数值模拟来估算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社会福利损失。然而，由于运用的分析框架不同，研究文献给出了不同的假设，或是基准参数取值的差异，导致最终得到的实证结果差别很大[2]。

鉴于此，本报告将客观回溯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次减税浪潮，以及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的税改历程，以期以史为鉴，更为全面地评估今年以来众多减税举措的政策效果。

二、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次税改浪潮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已完整经历过三次大规模减税，分别是1981-1986年的里根税改、2001-2003年的小布什税改以及2010-2014年的奥巴马税改。

(一)税改背景：外部冲击致使经济增速大幅放缓

里根税改(1981-1986)：石油危机冲击，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20世纪70年代，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高涨的原油价格使得美国进入滞胀时代，GDP增速从1976年的5.4%一路下滑至1980年的-0.3%，同期CPI增速却从5.8%大幅攀升至13.5%。菲利普斯曲线失效，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

小布什税改(2001-2003)：互联网泡沫破裂，经济、通胀齐下行。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叠加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冲击，美国经济陷入衰退，GDP增速从2000年开始连续三年走低，而通胀同比也从2000年的3.4%下滑至2002年的1.6%。

奥巴马税改(2010-2014)：07年次贷危机爆发，经济增速断崖式下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随后快速席卷全球。在历经1992年以来15年稳健增长之后，2007年美国GDP增速较2006年下滑1个百分点至1.9%，2008、2009年则分别下探至-0.1%和-2.5%，甚至低于1982年-1.8%的增速。

(二)税改措施：对症下药，以降低所得税为重点

由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次税改诱因不尽相同，因此虽然三次税改均是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为主，但各减税法案的目标仍有差异。

里根税改(1981-1986)：降低税率、缩减财政支出，刺激私人部门投资、消费热情。里根总统开始执政之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信奉凯恩斯主义。然而，随着国内通胀、失业率均走高，传统的需求管理无法解决国内的滞胀困境。里根政府认为过高的税负抑制了国内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而前期盲目扩大的总需求刺激和社会福利规模则进一步推升了通胀水平。

里根政府先后于1981年、1986年推出《经济复苏和税收法案》、《税制改革法案》，通过直接降低个税、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的税率，并且缩减政府开支，以期达到“小政府、大市场”的效果，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同时压低物价水平。

小布什税改(2001-2003)：加大研发抵扣，重点扶持科创企业。由于互联网泡沫破裂是21世纪初美国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诱因，因此不同于里根时代全面降低所得税税率的方法，小布什税改重点在抵扣。

2001-2003年，小布什政府接连签署了《经济增长与减税协调法案》、《增加就业和援助雇工法案》以及《就业与增长税收减免协调法案》，主要措施包括对企业研发部门的税收抵免永久化、对购买设备的开支给予30%的折旧抵扣、从2003年开始对小企业的折旧减免额提高三倍。在个税方面，则主要是通过降低个税及遗产税最高边际税率、提高遗产税免征额度来降低富人税负。

奥巴马税改(2010-2014)：针对工薪阶层和企业减税，重在提高就业率。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2009年美国经济增速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新低，价格通缩，失业率则迅速走高。因此通过减税来刺激企业投资、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成为奥巴马政府的重要选择。

2009、2010、2012年，奥巴马政府先后出台了《刺激经济法案》、《税收减免法案》和《美国纳税人减免法案》，针对企业主要推出了减免投资税、延长就业抵免、研发费用抵免、新能源投资抵免等措施，针对个人的减税举措则主要包括延长儿童税、教育税抵免，下调雇员工资税率等。与小布什税改主要降低富人税负不同，奥巴马税改主张降低工薪阶层税负，提高了对富人影响较大的个税最高边际税率。

(三)税改影响：经济复苏，财政赤字压力增大

无论是从企业盈利、居民收入，还是从私人投资、居民消费来看，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次税改都对经济复苏有积极作用。

三次税改切实降低了宏观税负。美国80年代以来的三次税改均有明确的减税规模目标，在减税法案公布后，企业、居民税负均明显下降。以个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例，1981年里根政府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由70%降至50%，最低税率从14%降至11%，随后个税占GDP比重从1981年的9.11%下降至1984年的7.55%，随后反弹。企业所得税方面，由于1982年政府财政赤字较上一年增加1.3个百分点，且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至-1.8%，里根政府不得不取消1981年法案中的加速折旧等规定。1986年，随着经济增速企稳、通胀增速回到低位，里根政府推出第二轮减税方案。1981-1986年，企业所得税占GDP比重从1.95%下降至1.39%。

2001-2003年小布什税改时期，个税占GDP比重从9.9%下降至7%，企业所得税占GDP比重则从2.0%下降至1.2%。2009-2012年奥巴马税改时期，税收占GDP比重则经历了先降后升的阶段。

税改措施推出后1年，经济增速触底反弹。1981年里根政府推出税改法案后，1982年经济再次探底，但随后一路从1982年-1.8%的增速回升至1984年的7.2%。2001年小布什税改、2009年奥巴马税改开启以后，经济增速均于次年反弹。2001年美国实际GDP增速降为1%，随着税改的推进，GDP增速连续3年回升至2004年的3.8%。2009年美国实际GDP增速为-2.5%，奥巴马政府推出一系列经济刺激和税改法案后，2010年GDP增速强劲反弹至2.6%。

税改对居民收入和企业盈利的提振效果较为明显。在税改措施推出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均触底回升;除里根税改以外，企业利润增速也于税改次年出现大幅提升。具体来看，里根税改时期，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从1982年的2.2%回升至1984年的6.9%;企业利润增速则从1982年的-7.1%大幅攀升至1984年的20.8%。小布什税改时期，由于主要的减税对象是科创企业，因此相较于个人可支配收入，企业利润复苏更为显著。2001年企业利润增速为-3.6%，而2002-2004年的平均增速高达19.4%。奥巴马税改时期，同样实现了居民收入和企业盈利的触底回升。

企业投资滞后盈利反弹，居民收入、消费同步复苏。税改之后，从居民收入到居民消费的传导路径较为顺畅。回顾三次税改历程，个人实际消费支出增速基本与可支配收入增速同步变动，当居民收入增速反弹后，消费支出增速也同步回暖。不过，企业投资滞后于企业盈利的改善。里根税改时期，1983年企业盈利增速高达21.7%，但私人投资增速仅有8.1%，次年才攀升至17.7%。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小布什税改时期，2002年企业盈利增速就已触底回升了，但投资增速滞后一年反弹。

财政赤字压力削弱减税正面效应。减税在短期内将通过提高企业盈利、居民收入来刺激总需求，但若考虑到财政赤字的影响，则正面效应将会减弱。一方面，短期内由于税收收入的减少，政府财政收入降低。为了保证财政赤字率不激增，政府可能会削减财政支出，减小政府公共性生产支出规模，从而对总需求形成拖累;另一方面，若政府维持财政支出规模不变，则需加大发债力度，推高利率，从而对私人投资和消费形成挤出效应。

里根税改时期，由于1982年财政赤字率上升至3.86%，里根政府只好推出税收平衡和财政责任法案，重新变相增税，中断了减税进程。小布什税改时期，由于前期90年代克林顿政府大力推行“综合经济发展计划”，推行适度紧缩的财政政策，削减预算赤字，积累了财政盈余，从而为小布什政府的税改政策腾挪出财政空间。在此阶段，财政赤字率维持在3%左右，而公众债务占比也不超过35%。然而，到了奥巴马税改时期，财政赤字激增至6%-9%，同时公众债务占GDP的比重迅速攀升至50%以上。2012年公众债务占GDP的比重为70.4%，较2008年提高31个百分点。

三、中国税改历程回顾

(一)税改20多年来，总税负相对减轻，但实质性减税效果偏弱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对税制进行了一系列结构性调整，减税政策逐渐铺开，在税收结构和税率设计等方面均做了相应改进。

对于历次税改的总体效果，我们从税收弹性和狭义宏观税负两个维度来观察。其一，税收弹性指税收增速与GDP名义增速的比值，其值大于1说明税收富有弹性，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小于1说明税收缺乏弹性，税收增速低于经济增速;当其处于上升期时，说明税收增速相对加快，税收负担加重，反之则意味着税负减轻，减税产生了政策效果。其二，狭义宏观税负指税收占GDP的比重，同样地，该比值的提升说明税收负担加重，反之则表明整体税负在降低。

(1)1994-2002年：经济增速连降5年后回升，规范税收体制，税负增长较快。1994年分税制改革，取消了对内资企业征收的产品税和外资企业征收的工商统一税，建立了在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普遍增收增值税、对少数产品征收消费税、对劳务供给、无形资产转让和不动产销售征收营业税的流转税体制。这期间，名义GDP增速于1994年达到峰值后连续5年回落，2000年回升后一直维持在10%左右;税收弹性和狭义宏观税负均显著提升，且税收弹性于1999年达到峰值2.43，税收负担加重。

(2)2003-2008年：税收和名义GDP同步增长，分步实施税制改革。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按照“ 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2003至2008年，经济持续高速扩张，税收和名义GDP同步增长;废除农业税、先后两次上调个税起征点、统一并降低企业所得税率等减税政策相继出台，宏观税负的增长速度放缓，税收弹性在1-1.35区间运行。

(3)2009-2013年：“四万亿”投资刺激经济回升，推进结构性减税，宏观税负见顶。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名义GDP增速于2009年回落至9%，之后随着“四万亿”投资计划逐步落实而回升。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结构性减税”后，减税政策频出：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对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实行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再次提高个税起征点并调整个税税率和级距;在部分省市、行业开展“营改增”试点。税收弹性自2010年开始下降，狭义宏观税负在这5年间仅增加了1.5个百分点，税收负担稳中略降。

(4)2014年至今：经济增长新常态，全面深化税制改革，税负逐步减轻。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而后，减税政策密集发布：2015年重启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2016年“营改增”收官，2017年增值税率取消13%一档，2018年全面降低增值税税率、出台新个税法、先后多次降低进口关税并提高出口退税。五年来，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的阶段，经济增速高于税收增速，税收弹性下行并始终低于1，宏观税负持续降低，间接税比重降至历史最低54%，应该说，税收负担总体减轻。

(二)2003-2008年：分步实施税制改革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一方面，我国两次提高个税起征点并统一企业所得税制为企业和居民减负;另一方面，为履行加入WTO而承诺的关税降税义务，我国不断自主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关税总水平由2002年的12%降至2007年9.8%。

企业所得税统一下调，企业投资大幅增长。2007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新《企业所得税法》，新法及其实施条例于2008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将企业所得税税率定为25%，较之前下降了8个百分点，并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实行20%的优惠税率。以上证综指覆盖的所有上市公司为例，企业所得税增速大幅降低，净利润增速高于利润总额增速，企业投资意愿高涨，在建工程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均达到相对高点。

两次上调个税起征点，消费增速均有不同程度提升。进入21世纪后，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持续增长，但个税起征点却一直维持在1994年确定的每月800元的水平，2005年全国平均工资水平接近个税起征点的两倍。在此背景下，我国于2006年调高个税起征点至每月1600元，2008年进一步调至每月2000元。个税负担减轻后，大众消费受到一定刺激，尤其是2008年个税增速大幅下降的同时社零增速持续走高。

不断自主降低关税税率，外贸增长显著。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自觉履行为加入WTO而承诺的关税降税义务，关税总水平由2002年的12%降至2007年9.8%。相应地，我国进口额高速增长，并于2008年突破万亿美元大关。

(三)2009-2013年：推进结构性减税

虽然前期在调整税制过程中施行了部分减税政策，但我国宏观税负仍处于较高水平，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国内外经济环境均受到不同程度损伤，我国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应对经济危机并顺应全球性减税趋势。为此，2008年12月中央经济会议首次提出“结构性减税”，其有别于全面减税，是针对特定税种、基于特定目的而实行的税负水平削减。接下来的五年里，减税政策主要围绕在增值税、车辆购置税、个人所得税等方面展开。

增值税转型改革，工业增加值快速提升。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我国增值税正式从生产型增值税变革为消费型增值税，以避免重复征税、降低企业设备投资税收负担，从而鼓励投资和扩大内需。在国内增值税收入同比下降的同时，工业增加值同比大幅攀升，经济实现较快修复，工业企业应交增值税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也于2010年降至最低42%。

进一步降低小排量汽车的车辆购置税税率，刺激了汽车消费市场。2009年1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2009年1月20日至当年12月31日，对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按5%征收车辆购置税。全年汽车类商品零售额持续走高，当月同比于10月份达到08年经济危机以来的最高点61.5%。

个税结构调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对消费影响弱化。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自2011年9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提高到3500元。同时，将第1级税率由5%修改为3%，9级超额累进税率修改为7级，取消15%和40%两档税率，扩大3%和10%两个低档税率和45%最高档税率的适用范围。此次调整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长，但社零增速走势平稳，居民消费受影响程度较弱。

(四)2014年至今：全面深化税制改革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税改的主要工作包括：1)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2)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此外，为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要，一方面，2015年重启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促进汽车消费;另一方面，2015年以来多次降低消费品及汽车等商品的进口关税，合理增加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一般消费品进口，关税总水平降至7.5%。

“营改增”收官，增值税税率普降，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回升。自2016年5月1日起，中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试点，全年营业税减收7800多亿元。至此，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增值税制度将更加规范。“营改增”后，增值税收入骤增，为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我国继续深化增值税改革，2017年7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由四档减至17%、11%和6%三档，取消13%这一档税率;2018年5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 17%、11%两档分别降至16%、10%，预计全年可减税2400亿元。这期间，企业经济效益向好，上证综指覆盖的上市公司利润增速大幅提高，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也先后企稳回升。

重启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汽车消费增速震荡上行。2014年以来，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主要包括：1)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对购买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2)2017年全年，对购置1.6升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减按7.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3)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对符合条件的新能源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汽车消费增速于2016年在波动中抬升，2017年3-9月当月同比维持在8%左右，而后开始下滑。综合来看，此次减税对汽车消费仍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效果相对2009年稍弱。

下调进口关税率，上调出口退税率，对外贸易回暖。2015年以来，为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要，我国多次下调食品、服装、鞋包等日用消费品的关税税率；2018年7月1日起，将25%和20%汽车整车税率降至15%，汽车零部件税率整体降至6%，平均降税幅度为46%。截至2018年11月1日，我国关税总水平降至7.5%，2018年全年因降低关税预计可减税600多亿元。2017年以来关税收入增速下行，进口额持续高速增长。另外，2018年10月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加快退税进度的措施，决定从2018年11月1日起，将现行货物出口退税率为15%的和部分13%的提至16%;9%的提至10%，其中部分提至13%;5%的提至6%，部分提至10%。2017年以来出口额增速由负转正，并一直稳定在2014年以来的相对高位。

个税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转变，减税影响可期。2018年8月31日，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个税法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2018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最新起征点和税率。根据财政部程丽华副部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2018年8月31日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以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每月5000元这一项因素来测算，实施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将由现在的44%降至15%，总体上一年减税约3200亿元，占2017年财政总收入比重仅为1.9%，对财政拖累较小。一方面，提高免征额会减少个税纳税人数，但总体税收收入降低有限;另一方面，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专项抵扣将显著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调整后的税率结构调整主要利好中产阶级。

四、以史为鉴，如何看待本轮减税的政策效果

(一)特朗普减税提振美国经济，全球迎来减税潮

特朗普税改意在吸引资本回流，减税效应提振美国经济。2017年12月22日，特朗普在白宫签署《减税和就业法案》，并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由此拉开本轮全球减税浪潮的序幕。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降低企业所得税、折旧资产成本费用化、降低海外回流利润税率和个税边际最高税率四项。与前三次税改相比，特朗普税改的一大主要目标是吸引制造业回流，从而在国内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因此，除了在个税、企业所得税方面减税以外，特意增加了对海外回流利润实行税收优惠的条款。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通胀和就业数据持续亮眼。受消费和出口拉动，美国二季度实际GDP修正值4.2%，创15个季度以来最高水平，三季度GDP环比折年率初值为3.5%，虽较二季度有所回落，但仍创15个季度以来的次高水平。美国通胀维持高位，10月美国CPI同比回升至2.5%，连续7个月在2.5%以上;就业方面，10月美国就业超预期强劲，失业率续创新低，时薪增速创新高。往后看，维持我们此前的判断，美国繁荣周期已进入下半场，顶点为2018年二季度，2019-2020年美国经济大概率在高景气区间缓慢下调。

特朗普减税推升全球减税浪潮。一般而言，减税可分为周期性减税、制度性减税、竞争性减税和转嫁性减税，分别以保证经济增长、优化税制结构、提升本土市场竞争力和在阶层之间转嫁税负为目标。近年来，随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许多国家纷纷推出减税措施，以期提高本国税制的全球竞争力。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签署《减税和就业法案》，这不仅对美国税制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倒逼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加大减税力度。2017年，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印度纷纷宣布减税计划，主要涉及个税和所得税。

(二)我国减增值税在即，财政赤字制约减税效果

我国税负仍有较大下降空间，增值税减免已经在路上。据世界银行数据，2017年中国企业综合税率高达67.3%，为美国的1.5倍，全球排名第12位，可见我国税负仍有下降空间。事实上，9月底以来，包括大大、总理、财政部长在内的高层以及国务常务会议已经多次喊话要减增值税，以及推进增值税三档并两档。维持我们此前判断，倾向于认为，减增值税大概率年内会推出、明年再实施。其中，减税的可能方案、减税规模、财政赤字变化以及各行业受益情况，请参见我们前期深度分析报告。

减税短期对总需求的提振作用较为明显，但长期影响并不确定。由于减所得税在短期可直接增厚企业税后利润、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因此对总需求具有短期刺激效果。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次税改推行后，企业利润和居民增速均快速反弹，随后拉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

回顾过往，我国在规范税收体制、完善税收结构的同时着力为企业和个人减负，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总需求。

其一，统一并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完善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改革并降低增值税率，均不同程度刺激了企业投资、保障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其二，提高个税起征点并优化税率结构，短期内可促进国内消费需求，长期保障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尤其在职工平均工资与个税起征点比值过高的情况下，减个税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更加明显;

其三，实施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极大促进了国内汽车消费市场的发展;

其四，无论是在加入WTO初期还是在近两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降低进口关税与提高出口退税的政策，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优化了国内消费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和发达国家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不同，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相比于直接税，降低间接税税率，企业和居民的减税体验会相对较弱，因此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不如降低直接税明显。此外，与美国一样，我们也需要考虑财政赤字对减税效果的干扰，尤其是鉴于我国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大概率会继续增加赤字(比如扩基建)。

风险提示：财政赤字约束，最终落地的减税力度低于市场预期；考虑到中美两国税制结构差异，美国减税历史对中国借鉴意义有限；由于2018年中国计划减税规模高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的历次减税方案，国内历次税改与本轮减税的可比性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