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回归后香港经济哪里出错了？

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阿尔法工场”，作者：陶冬。

《财经天下》朋友寄来一张很有趣的电子中国地图，上面标有香港和十余个内地城市，每个城市有一个小视窗，视窗里动态地演示着该城市交通网络的变迁，从九十年代开始直至今日。

这二十年中，香港的城市布局与交通网没有甚么变化，内地城市却全部出现了一次飞跃式的发展，不仅北京、上海、深圳如此，郑州、重庆、西安也一样。

错失了中国腾飞所带来的黄金窗口期、转型期

交通网络建设不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唯一指标，不过这张地图却直观地、清晰地反映出香港与内地城市在经济发展上的此消彼长，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香港经济错失了中国经济腾飞所带来的黄金窗口期、转型期。

回归后的香港经济并非一无是处，金融业更是一支盛开的奇葩，香港金融在过去二十年完成了从地区金融中心向全球金融中心的变身，跻身“纽伦港”三大资本市场，股市集资甚至多年忝列世界第一。

这是回归后最值得自豪的经济成就，也是支撑香港的最重要支柱产业，更是未来若干年的一个主要增长点。

香港旅游业一直是经济的重要增长引擎，更曾在自由行的强力拉动下铸造出一时的辉煌。但是随着自由行喧嚣渐静、港币汇率居高不下，旅游业感受到阵阵落魄。

其实无论金融业还是旅游业，香港自己做的有限，多数生意来自内地，自由行更属中央政府直接送礼。在笔者看来，目前香港经济是一好遮百丑，依靠金融业的旺景，维持着表面的繁荣。

经济房产化、管制政治化、机会固态化

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很长时期维持着与内地的中介、买办角色。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对内地的中介重心大约转变了四次，招商引资、设厂投资、贸易平台、金融平台，成功的底蕴是香港在资金、信息、基础设施、资本市场上的优势。

不过除了资本市场，这种相对优势变得愈来愈小，个别领域甚至出现了相对劣势。在中国完全开放资本项目之前，笔者相信香港在帮助资金跨境流动(尤其是帮助中国资金出海)上还有较大的空间，但是除此之外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中介套利空间愈来愈稀薄。

香港的结构性经济问题，更多是内生的。回归二十年，香港出现了明显的三个趋势。

1.经济房产化。在土地政策和房地产政策上，港府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导致房价飙升、租金高腾、资源错配的局面。房地产一支独大窒息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令经济转型裹足不前，也加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

2.管制政治化。行政立法对立之下，港府的施政管治能力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官场文化追求“少做少错”，政府也难吸收商界精英入局。缺乏战略人才、疏于战略布局，经济转型自然裹足不前。

3.机会固态化。自由经济、百花齐放，曾是香港傲视全球的立命之本。苦干、巧干便能够攀爬社会阶梯，但是如今旧行业多为垄断把持，新行业机遇有限成本颇高，年轻人向上爬的机会愈来愈少。

这三化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香港经济在未来二十年也难有大作为。

最大原因是丧失了狮子山精神

出路在哪里?

大家不约而同地将眼光转向政府，希冀港府可以拿出一套方案来振兴香港经济。

港府是问题的一部分，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是在香港经济史上，政府从来都不是经济的主导力量，香港的成就是靠李嘉诚们和狮子山精神做出来的。

笔者认为，过去二十年香港经济的沉沦，最大原因就是丧失了狮子山精神，借用特朗普一词“animal spirits”才是香港经济最需要寻回的。（编辑：姜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