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景气的终结？

本文来自恒大研究院 ，作者：任泽平，贺晨，罗志恒。

本轮美股大幅下调主要是利率上升和风险偏好下降：一是利率中枢水平持续上移压制估值，二是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加快、通胀上行、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中东地缘形势紧张等条件下提升的避险情绪。

1、“特朗普景气”可能终结，从经济周期的基本面来看，美国经济可能正逐步从复苏转入滞涨。

我们提出的“特朗普景气”，是相对于“奥巴马景气”。2008年以来靠低利率、转移杠杆、资产负债表修复、页岩油气技术革命等推动的美国经济复苏本来在2016-2017年前后筑顶，但特朗普减税进一步拉长了复苏周期。步入2018-2019年，随着特朗普减税红利释放动能边际减弱、承诺的基建投资存不确定性，叠加美联储加息进入下半场、逐步告别低利率环境、贸易保护主义推高通胀预期和美国政府赤字扩大，经济复苏边际上很难再加强，而通胀压力边际上可能逐步显现，加息预期增强，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3.2%以上，这既是市场预期的反应，也是所有资产定价的“锚”。

但美国经济周期筑顶、步入滞涨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将很快转入衰退，事实上美国经济还相当强劲，金融杠杆也总体可控。我们此前强调“美国经济正在复苏但可能逐步筑顶”。同样，此次美股暴跌也并不意味着美股崩盘步入熊途，而更可能是震荡调整，因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相当健康的。所以我们说是“特朗普景气的终结”，而不是“特朗普泡沫的崩溃”。

2、中美贸易摩擦双方都出现了误判并走向对抗，但谈判的大门并未关闭只是等待时机。

客观地讲，中美贸易摩擦之初，双方都出现了明显的误判：

3、从经济周期的基本面看，美国充分就业、通胀上升、加息步入下半场、利率升高，预示美国经济虽然仍相当强劲但有可能从复苏转入滞涨。

就业方面，时薪增速创新高、整体失业率维持历史低位，美国劳动力市场已进入充分就业阶段。剔除天气因素影响，8-9月美国非农数据仍整体向好，时薪增速突破2.5%-2.7%区间，达到2.9%，创2009年新高，失业率再度下探至近50年历史低位3.7%，劳动参与率62.7%，整体失业率空间进一步压缩。

消费方面，美国消费支出高位震荡。作为拉动美国经济的主要力量，个人消费支出在2季度GDP增速中贡献超60%。9月密歇根大学消费信心指数从3月至8月一轮波动下行趋势中反弹至100.1。从历史数据来看，当前美国消费已处于历史高位。

投资方面，得益于特朗普减税红利，当前美国ISM制造业PMI以及非制造业PMI仍维持高位，但政策红利效果边际递减，房地产投资放缓。从工业投资来看，据我们估算，美国特朗普的减税法案预计十年减税1.5万亿美元，但主要侧重于降低企业所得税带动企业投资。具体而言，企业所得税减税约1.2万亿美元，主要在前几年体现，其后减税效应边际递减，如后期特朗普基建项目未被国会通过，则投资将趋于平缓；从房地产投资来看，根据我们提出的房地产分析框架——“长期看人口，短期看金融”在美国同样适用：人口方面，15-64岁年龄段人口增速将于2018-2019放缓跌幅，并于2021年再度快速下行。短期金融方面，伴随美联储加息进入下半场，基准利率上行带动市场利率、抵押贷款利率中枢上移，工业投资、地产投资成本抬升，对投资带来下行压力，房地产投资逐步放缓。当前美国30年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已快速攀升至4.71%，回到2011年5月水平。此外，6-8月美国新房、成屋销售折年数均明显放缓，最低分别达60.8、53.4万套，创2018年来新低，美国标普20中大城市房价同比增速自2月连续七个月下滑至9月5.92%，富国银行住房市场指数创2017年9月新低。

出口方面，美国贸易逆差原因主要在其自身，贸易摩擦升级难以拉动出口大幅上行。由于市场抢出口，短期内中美贸易摩擦反而扩大美国货物贸易逆差，6-8月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同比月度增幅分别达2%、13%、20%。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短期内并未降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反而持续扩大，贸易战只能带来贸易顺差国的变化，无非是从当年的日本转移至当前的中国以及以后的越南等。我们在前期报告多次阐明，美国贸易逆差主要由美国低储蓄过度消费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等因素引起（详见《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级：本质、应对和未来沙盘推演》），叠加美欧日零关税区推进困阻仍存及新NAFTA签订存在滞后效应，出口难以对美国经济带来正面影响。

4、从政策层面来看，特朗普政府升级贸易摩擦、伊朗地缘政治事件、中期选举等提升市场避险情绪，同时，输入型通胀叠加需求拉动型通胀，或将倒逼美联储持续加息，利率水平进一步上移。进入2018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明显紧张，市场波动性显著增强，VIX波动率指数上升，美国通胀逐步抬升。

薪资上涨、油价上行叠加输入型通胀使得美国通胀上行，伴随特朗普政府逐步升级中美贸易摩擦、退出伊朗核协议、加剧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国际原油价格快速攀升，多次突破80美元/桶水平线，创2014年11月以来新高，此外美国对华约2670亿美元商品施加关税，进一步抬升输入型通胀及其预期。8月美国CPI达2.7%，较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但PCE与核心PCE仍持续上行，分别达2.31%、1.98%。

此外，特朗普公然干涉美联储加息进程、威胁退出WTO、为中期选举造势等政治行为增大波动性，提升市场避险情绪，市场利率水平进一步上移。近期美债收益率再度快速上升，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9月初2.86%上调36个基点至10月9日3.22%。伴随美国特朗普总统再度炮轰美联储加息政策，同时特朗普威胁修改或退出WTO条款、严控移民政策为中期选举造势等行为进一步增大市场波动性，叠加就业充分、严控移民、时薪上涨推动美国消费高位震荡，输入型通胀与需求拉动型通胀压力仍将进一步抬升，或将倒逼美联储持续加息，导致利率水平进一步抬升。

当前美联储对经济保持乐观，重申渐进加息，长期来看紧缩货币政策将放缓美国经济。9月公布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传递三大信号：年内或仍将有一次加息，2019年预计三次加息、年内第三次上调经济增速预期，将2018、2019年GDP增长预期分别上调0.3、0.1个百分点至3.1%、2.5%以及移除“货币宽松”表述，表明加息进入下半场。此外，在近期公开讲话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国经济表现“相当正面”（remarkably positive），没有理由不认为当前的经济扩张“可以延续相当一段时间”，再次重申渐进加息的必要性。伴随美国货币政策的逐步收紧，利率水平抬升最终将抑制国内投资产出与消费，放缓美国经济增速。

5、从市场角度来看，当前股票估值已2011年来历史高位，收益率曲线逐步趋平，经济增速高位筑顶叠加加息带来的资产估值调整风险不容小觑。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通过四轮量化宽松大量释放基础货币，并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0.25%的历史最低点，然而物价在货币超宽松环境下并未出现明显上行，相反美股在低利率的环境下成为货币蓄水池，股市进入长达10年的牛市。当前美股估值已达到历史较高水平：2008至2018年纳斯达克、标普500、道琼斯工业指数分别上涨224%、213%、214%，当前市盈率分别达47.5、23.4、23.7，达2011年以来高位，股市泡沫风险逐步积聚。

此外，收益率曲线逐步趋平，利率倒挂反应市场对美国经济长期预期不佳。一般情况下短端利率反映市场流动性充裕度，而长端利率反映市场对未来经济形势判断，当前美债期限利差正快速缩小，具体表现为短期利率快速上行，而长端利率上行缓慢，反映当前市场流动性收紧、通胀预期抬升、以及对美国未来经济形势的担忧。历史上来看，美国国债期限利差缩小、倒挂一般伴随着美国经济的逐步下行以及衰退，尽管当前由于特朗普经济政策致使利差走势与经济增速出现背离，但长期来看收益率曲线进一步趋平或预示经济下滑，当前美债10年期与2年期利差已由2018年年初80-90BP水平缩小至55BP。

本轮美股下调是全球流动性收紧下风险资产价格的周期性回落，经济增速高位筑顶叠加加息带来的资产估值调整风险不容小觑。在全球流动性收紧的情况下，股票表现往往取决于分子与分母赛跑，本轮美股暴跌中，以科技股为代表的股票在过去主要受到对未来过于乐观的营收估计以及低利率的贴现而享受高估值的待遇，在当前经济增速边际放缓以及美联储持续加息的预期下，资产价格面临回调风险。

6、从金融周期来看，金融监管边际放松，但居民整体资产负债表逐步修复，信贷规模、质量均处于可控范围，金融周期尚处于上半场后半段，美国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相对较小。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国会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分类严格监管，尽管2018年5月特朗普正式签署修改议案，边际放松部分大中型金融机构监管要求，但经过近10年严监管，美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得以逐步降低。当前居民逐步得到修复，居民部门杠杆率已从2007年97.9%下降至当前77%水平，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稳中有升，整体金融周期尚处于上半场的后半部，金融系统稳定性较过去提高，由资产价格重调引起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相对有限。

风险提示：美国经济超预期，英国脱欧进程放缓，美联储放缓加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