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穿行四十年，赣江边的三个故事

本文系云锋金融 智通财经 联合出品

云锋导读

40年，究竟意味着什么?死亡或者新生。可对江西这片充满“红色”的土地，答案再明显不过。

毕竟与沿海“老大哥”们不同，江西还从未出过一位资产千亿、富可敌国的富商“老表”，也从未有过只手遮天、荫蔽千里的垄断巨头，更多的只是被激荡历史洗涤过后的那份内敛与包容，宛如瓦罐里的那罐汤，拨开锡纸，香飘四溢。

由云锋金融、智通财经联合出品的【我的家乡改革开放四十年——江西篇】带您回顾江西40年，感受江西的内敛与包容……

从“鎏金时代”走向市场经济

上世纪70年代曾流传过一句话“如果你有上海牌手表，姑娘会排着队嫁给你”。在江西，一块“庐山”牌手表同样能获取姑娘们的芳心。

“庐山”手表产自当时的南昌手表厂，作为建厂时的总会计师、财务科长，胡澄永见证了南昌手表厂的整个发展兴衰史，如今回想起当年的辉煌他还难以抑制内心的自豪。

那个年代，结婚讲究“三大件”，也就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拥有一块手表成为追求姑娘的“充分必要条件”。

只是当时风靡全国的“上海牌”手表一块就要120元。在当时全国人均月工资仅有三、四十元的时代，人们得不吃不喝攒几个月才能有购买资格。

相比之下，一块南昌手表厂生产的“庐山表”只要60元左右，但品质却丝毫不逊色于“上海表”。

“那时，可以说是‘一表难求’，排队买表很常见，还得凭券才能买到。”胡澄永回忆道。

当时手表厂的产量是每年100万只，再加上手表不菲的售价，给厂里带来了很高的收入，并让其成为了全省的税收大户。

1969年，南昌手表厂在师大南路建起了新厂房，厂房占地100亩，车间、花园、宿舍楼一应俱全。

由于手表的各个零件都是金属材质，装配工人需要保持双手干燥清洁，所以厂房还配备有中央空调。在那个风扇都不常见的年代，南昌手表厂成了江西最早一家装了空调的工厂。

除了拥有一流的生产条件外，手表厂的车间工人光奖金就有几十块钱，高的甚至有一两百，每年还有升级涨工资的比例指标。如此优渥的条件使得去手表厂工作是许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职业。

当时进手表厂特别难。那时，包括副市长在内，市里区里各级领导的子女，也就是当时人称的干部子女们，全都想进手表厂。

直到70年代末，都是属于南昌手表厂的“鎏金时代”。在那个手表生产按照国家指令计划进行的年代，手表厂以及它的员工们都在享受时代带来的红利，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到来。

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拉开。越来越多的国外产品涌入中国，大到生产技术，小到生活用品，一股进口产品潮影响中国的普通家庭。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口手表已随处可见。并且随着后来电脑、手机的逐渐普及，手表从计时功能转变为装饰功能，很多国有手表厂受到冲击，其中南昌手表厂便是其中之一。

可是，南昌手表厂却没能及时适应到来的激烈市场竞争。8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进口手表出现在国内市场。其中以日本石英表为代表的进口手表对中国表厂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石英电子表由于采用了频率稳定的石英晶体为震荡器，有电路简单、走时精度高、不用上弦等优点，再加之造价低、外观时尚，成为当时人们买表的首选。

当时全国总共存在的38家表厂，在经过市场的洗牌之后仅存十余家，众多小厂家被拖垮，有实力的大厂也挣扎在生存的边缘。

以生产机械表为主的南昌手表，最终还是败给石英表。1998年，南昌手表厂宣布全面停产。

在市场中拼搏正如逆水行舟，如果不思变，被市场中的后来者居上也不足为奇。虽然许多江西企业在市场的激流中“没落”，但仍不乏有“勇士”，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之际，积极进取，顺应市场与时代的潮流，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改革之路。

国营汽车厂的涅槃

1969年10月，邓小平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在拖拉机修配厂直通其住所陆军步兵学校的一条长1.5公里的田间小道上，这位老人用三年零四个月为中国打造了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大道。

就在邓小平来到江西生活的第2年。新建县往南200多公里的吉安市泰和县农机厂也迎来了一批由十几位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知识分子队伍，这只队伍中有一个年轻人，叫孙敏。

1959年，孙敏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汽车系汽车设计专业。毕业时，农机部(第八机械工业部)刚成立，急需人才，于是在当年9月孙敏便被分配到当时的科技司主管拖拉机业务。

70年代，大量知识分子被下放，孙敏也不例外。1971年，孙敏随队到了泰和县农机厂，一干就是10年。

当时在每年夏收夏种时分，国内都会组织一次全国农机现场会。在两次全国农机现场会上，孙敏的水稻联合收割机型都获得第一名。

在后来，联合收割机获得全国科技大奖，孙敏也因此以主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1978年3月18日的全国科学大会。

那一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两个著名的论断。

那一刻起，中国命运的转轮，开始悄然转动。

1980年，江西省将孙敏调任机械设计院，从那时起，孙敏才开始正式接触汽车。

当时全国成立了几大汽车联合公司，其中南京汽车联营公司便是其一，江西省被划归到南联公司的“五省一市”计划中。但这个概念比较模糊，这也就意味着江西的汽车行业需要重新规划。

在经过多方考察和调研后，1982年年底，江西省下决心解决江西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江汽)的问题，并在当年年底成立了工作组。

1983年1月1日，工作组进驻江汽，正式接管江汽。孙敏则作为工作组成员进入江汽，主要负责汽车技术工作。

在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江汽靠计划分配还能勉强周转得过来，但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江汽便日渐低迷。

这主要问题还在于生产效益低下导致的成本问题。由于江汽的成本要比同类厂家高，价格却卖得便宜，亏损就非常严重。

据孙敏回忆，江汽从1968年开始做汽车，一直到1983年工作组进入时，这16年是连年亏损，总计亏了5600万元，平均每年亏400万元，成为江西省最大的亏损户。

彼时已到80年代，市场化进程开始不断冲击江西的一些曾经闻名全国的老牌公司，就连师大南路那家纳税大户南昌手表厂也受到了波及。

要想在市场经济中存活下去，规模化盈利是必需的。但改革开放后的国内汽车市场，进口汽车开始不断涌现，日系、美系、欧系汽车开始出现在中国的马路上。与这些进口汽车相比，江汽无论在技术和售价都只能望其项背。

1983年5月5日，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汽车公司的代表在“经营协议书”与“合资章程”上签字，中国第一家整车合资企业将在首都诞生。

当所有人还在观望时，孙敏意识到，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想要扭转国内汽车技术低端的问题，借助“外力”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汽车要走的路，要想拿下市场，就要率先找到合作方。

“当时很多人都没醒过来。我是醒过来了。通过调查，我认为，轻型车必须向高端发展，所谓高端就是高品质，高可靠性，极少的故障，甚至比轿车的故障还要少。所以我千方百计要生产五十铃”。

1984年孙敏决定先斩后奏。他到日本考察，开始跟五十铃进行接触，并达成7个合同和协议，最终由孙敏逐个签署。

实际上，当时省内讨论时，对与日本车企合资的反对声音很大。江西省机械厅内部对此分为两派，一派支持，一派反对。

但当时，北京、上海等地已有国内车企开始于美德等国的车企进行合资磋商，眼看着合资已经开始被国内大环境接受，江西省内也不想放弃与外资合作的机会。

于是，关于是否引进合作方，省内专门开了一个讨论会。在会上，孙敏凭借对技术的了解，对市场的研究将与五十铃合作一事讲得非常透彻。

“我搞合资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将来技术转让方便。一方面，我们可以将更多技术人员派过去培训，提高干部管理水平。另一方面，请五十铃工程师到南昌来开讲座，办培训班也很方便，最多出个旅馆费。 第二，我更看重的是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传输。最终我们以存量，对方以真金白银的方式进行合资”。

短短三句话，足以看出这位为江西汽车产业操劳半生的老工人对江铃的那份认真与投入。

孙敏的眼光放得很长远。合资在他眼里不是在“自己的壶里卖别人的酒”，懂得酿酒，江铃才能在未来走得远。

最终，会议还是同意了孙敏的合作主张。虽然此后反对声音仍然时不时出现，但当时国内汽车产业转向合资的路线已然明晰，江铃也得到了江西省政府的全力支持。

两年后，江汽五十铃正式投产。

几年过去，江铃的经济效益越来越好，利润实现了连年翻番增长。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新的设备投入大概需要7-9亿元。钱不够，于是孙敏开始策划公司上市。

1992年的江西，省内尚无一家上市公司，而且江西内部对上市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在孙敏的回忆中提到，“当时省里也没有证券管理部门，只有体改委里的一两人在研究这个事。”

提到上市，孙敏耳边的反对声不少。很多人想不明白，公司经济效益这么好，为什么还要上市?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为何还要跟人家分利润?

不过要想为江铃融资，上市是一步关键的棋。

市场经济之下，资本市场也在逐渐发展。1993年江铃汽车在A股顺利上市，成为江西省第一家上市公司。上市后发动机厂的立项及需要的8亿元资金问题迎刃而解。

从当年国营体制下亏损最严重的资产，一跃成为江西首家上市公司，江铃汽车代表的是在改革开放来临时，面对市场经济冲击仍努力适应大势融入市场的那一批体制内的群体。

从新开始易，先破后立难。江铃的成功涅槃让江西一众老国营企业找到了在新体制中走下去的道路，让他们成为今后支撑江西经济发展的坚实根基。

国企从体制走向市场过程艰难，百姓从体制走向市场也不容易。上世纪90年代，在改革开放浪潮下，众多国企濒临倒闭，“光荣下岗”成为了那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在这段“阵痛期”，有人因不能适应市场就此沉沦，有人却激流勇进，在市场中迎难而上，成就一番事业。

下岗潮与一家卤味店

1973年，当孙敏还在泰和县作为技术骨干构思他的水稻联合收割机设计图纸，奉新县的农村，一位下放了5年的女青年却因为确诊了肾病申请回到原籍南昌市区。

这位女青年叫徐桂芳，回到南昌时，她22岁。

70年代的南昌，稳定的工作都是分配的，当时的南昌本地人都羡慕分配在手表厂上班的工人，他们福利待遇好还有空调吹。

但徐桂芳作为申请回原籍的下放青年，没有工作安排，也就意味着生活没有着落。

不过徐桂芳并没有成为“城里吃闲饭”的一员，相反家境贫寒的她依然在为生计努力工作，除了曾给人带过小孩，甚至还干过搬运工。

1979年，她被调进南昌市肉食品公司，并于1984年被任命为门市部经理。对于一个普通职工而言，做到部门经理一职，加上工资及津贴，基本上就可以等着退休养老了。

如果没有南海边的那个圈，一切都照旧的话，徐桂芳的人生轨迹应该也大致如此。但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之时，并没有遗漏这个小小的肉食品公司。

1993年，改革开放带给徐桂芳的，却是一张写着她名字的下岗名单。

受市场竞争的冲击从80年代末开始肉食品公司的业绩便出现连续下滑，直到1993年公司开始大规模裁员。

据2000年、200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记载，1995-1997年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变化不大，分别为10955万人、10949万人，10766万人。但从1998年开始，人数就开始暴跌：1998年，8809万人;1999年，8336万人。

上世纪90年代，“下岗”成了人们口中常常谈起的话题，而徐桂芳则是最早受到下岗潮波及的那批人之一。

就这样，徐桂芳下岗了。下岗时，她41岁。

当在体制内生活了20年的工人走出工厂时，心中的迷茫可想而知。这场下岗潮在南昌持续了几年时间，甚至当初人们羡慕的手表厂也开始陆陆续续有工人下岗出来谋生。

彼时，徐桂芳的儿子褚浚还在上大学，养家成了她下岗后最主要的事，而创业经商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选择。

徐桂芳决定从卤菜做起。

体制内的20年中，徐桂芳做过菜市场营业员，做过肉食品公司的门市部经理，这段经历让她对食品市场动向的敏锐度高于常人。

徐桂芳很快发现南昌几家菜市场里买卤菜的人特别多，但当时南昌的卤菜市场几乎被温州人和潮州人垄断了。

南昌人口味偏辣，温州卤菜菜品众多但味道清淡，而潮州人卤菜多海产品，肉食偏少。于是做出南昌人喜欢的鲜香辣卤味的想法浮现在徐桂芳的脑海中。

随后，徐桂芬用1.2万元的全部家当在绳金塔附近创办了南昌“煌上煌烤禽社”。

(煌上煌旧址，图片来源：煌上煌微信公众号)

“烤禽社刚开业时，店面人员少，我既当经理又当员工，推着三轮车进货、在店里销售熟食，什么脏活累活都做过。”徐桂芬回忆说。

只是卤品市场同样竞争激烈。“煌上煌”的出现让喜欢香辣卤味的南昌市民有了新选择，香辣卤菜天天卖光，做多少卖多少，煌上煌日渐红火。但与此同时，同行也在“煌上煌”旁边新开了4、5家卤味门店，生意开始难做起来。

为了寻找新的卤料配方，徐桂芳绞尽脑汁，不过最后却在苏州找到了自己想要的配方。

1994年3月，与丈夫外出旅游散心的徐桂芳。行至苏州，在苏州一处园林景点，徐桂芳看到一位老人在景点出口边立了一个招牌上面写着“苏式酱板鸭大甩卖”。徐桂芳买了一份吃过之后，对酱板鸭的味道印象深刻。

“也许可以试试酱板鸭”，这是徐桂芳当时脑海里想的一个点子。于是她最后花6000元买下老爷子的配方。并在苏州找了两位酱鸭师傅。

回到南昌，徐桂芬又专门请了一位养生专家，将配方中加入草果、党参等30多种中草药。在进行了100多次试验和改进后，徐桂芬最终调制出了独家风味的煌上煌酱鸭。

市场经济体制下，“酒香不怕巷子深”早已成为过去时，要想东西卖得好就得会吆喝。在酱鸭的宣传上，徐桂芳选择了“免费试吃”的策略。

“免费试吃”在现在看来或许是再寻常不过的促销策略，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十分大胆的决定。这一决定甚至遭到了家人的一致反对。丈夫说：“你这样送下去，我们要倾家荡产了!”

事实证明，徐桂芳的促销策略是正确的。慕名而来购买煌上煌酱鸭的人越来越多，煌上煌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1998年，“煌上煌”连锁店发展到130多家，销售收入达到1350万元，南昌市场占有率超过80%。

10年后，煌上煌走出了南昌西湖区，走出了江西。到了2009年5月，煌上煌已在华北、华东等30多个城市开拓了2500多家连锁店。

2012年9月，煌上煌作为酱卤第一股登陆中小板，市值突破25亿元。

江铃汽车从成立到上市一共用了25年，而作为个体经营产业的煌上煌上市只用了不到20年，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可见一斑。

站在新起点的江西

从手表厂到江铃汽车再到煌上煌，一家家公司的衰败与兴起，正是南昌40年来发展变迁的真实写照。

而这三个故事之外的南昌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80年代，人们戴着刚买的“庐山表”出远门，迎接他们的火车站只有一个三层楼高的小白楼售票处。那时停靠在站台的火车也不是“和谐号”，而是冒着黑烟，跑起来又慢晃得又厉害的绿皮大火车。

80年代，调研江铃汽车的工作组若想渡过赣江，老中正桥上一辆过江的公交车都没有，人们只能在码头排长队等候轮渡的船只，如果放眼望去，甚至还能看到停靠在中正桥下一排排的木筏。

1994年，当徐桂芳和她从苏州请来的酱鸭师傅还在厨房试验配料时，街头巷尾的议论声一定也能传到她的耳中，那年9月，横跨赣江的南昌大桥开工建设。以后若想过江，徐桂芳就不需要等船了。

煌上煌上市的第二年，南昌西站正式建成。作为全国十大特等高铁站之一，它让南昌人出行开始多样化发展，现在从南昌西出发，4小时可到上海，6小时便进京城。如果哪天住在北京的孙敏想回南昌看看，坐着高铁回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洪都故郡，豫章新府”。在南昌故去的千年长流中，40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可就在1978年后的40年内，改革开放的南昌被一个个努力奋斗的普通人塑造成了一座华东新城。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孙敏或许一辈子就会守着江汽的老厂子，身为技术员的他会在嘈杂和油污中检修机器直到退休终老。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徐桂芳可能一直都只是一家肉食品公司的资深员工。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赣江的小竹排或许还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而南昌西站所在的地方甚至可能只是一片水稻田。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在逝去的千年长流中，40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可就在1978年，南昌乃至整个江西的命运因改革开放而被改写。

“千年潮未落，风起再扬帆”，从曾经的“落后于时代”到如今“全面的现代化建设”，新时代改革开放下，南昌和江西的坐标都在变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江西也将沿着40年不懈奋斗开辟的航向，奋力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