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75周年展望：全球宏观下一步风险和机会在哪？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Horizon滙盛集团”，作者为陈凯丰。

10月中旬，刚刚召开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19年年会，也恰逢今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5周年。

笔者作为刚刚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的委员，应邀出席了在华盛顿举办的众多正式和非正式的活动。布雷顿森林委员会共有两名中国大陆背景的委员。作为其中一员能够参与这些活动受益匪浅。

通过参加这次活动，很明显的感觉到我们面临的全球宏观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另外，通过这篇文章分享一下全球金融体系、货币市场以及贸易协商机制的最新发展信息，包括对于全球宏观下一步风险和机会的展望。

也许是巧合，但是今年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75周年，旗下两大核心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任命了新的领导人。

传统而言，世界银行的行长来自于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来自于欧洲。

今年新任世界银行行长大卫·马尔帕斯是个美国人。美国金融界的老惯例就是华尔街的高管和白宫以及财政部的高管之间存在旋转门。经常有华尔街的首席执行官、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去华盛顿工作，而华盛顿的高管在每一次白宫总统换届后也有大量搬家到纽约的。

马尔帕斯的职业生涯就非常典型。他作为共和党，每次共和党总统入主白宫的时候，他主要在华盛顿工作，比如里根任期和布什任期内，他会去华盛顿，在美国财政部工作。每次民主党入主白宫的时候，他的职业生涯就经常在纽约的华尔街工作。他曾经在贝尔斯特恩投资银行工作，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一直到“船沉没”（贝尔斯特恩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陷入困境，被摩根大通以金融危机前股价市值的6%收购）。

他曾经竞选纽约州参议员失败，后来在川普竞选期间成为其经济顾问，并在川普入主白宫后当上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属于华尔街的一员老将，在纽约金融圈中，基本上大家都和他非常熟悉，可以经常在经济俱乐部、曼哈顿学院等场合见到他。他也写作大量文章，风格和思路都是比较传统的共和党自由市场经济学派。

世界银行的前任金墉行长是一位韩裔美国人，他的医生背景可能是导致他在世界银行成就一般的原因。金行长辞职后，马尔帕斯在今年二月份被提名为世界银行行长，并在四月份正式上任。由于他的华尔街工作背景和共和党理念，很多人士都认为世界银行今后的发展方向将会有很大变化。比如过去的很多贷款和开发项目可能都是政府主导，今后很有可能会加大私营经济的参与力度。再比如民主党理念强调环境保护、劳工权益，但是共和党上台后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相信很多世界银行过去以环境保护为优先目标的项目很有可能不再被优先考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任总裁拉加德女士也是在最近辞职，担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职务。

新上任的总裁乔治维娃来自于保加利亚，作为欧洲人的她，更是第一位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总裁。同时，她长期在世界银行工作，还是第一位直接由世界银行转入IMF担任总裁的人。可以说，她的上任已经创造了很多个第一。这次华盛顿的年会是她第一次作为IMF的掌门人公开亮相。

笔者的个人体会是每当一个大机构刚刚迎来新领导时，经常会是领导最坦诚交流的时候。记得以前在摩根斯坦利的时候，董事长高曼刚上任和大家谈了很多他失业在家时候的人生低谷经历。

这一次，乔治维娃第一次亮相，同样谈了很多她的过去往事。比如她在保加利亚的时候经历过一次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她母亲的一生积蓄损失了98%。还比如说她年轻时在当时的东欧铁幕后生活非常艰苦压抑，直到1987年获得英国政府奖学金到伦敦求学，切身体会现代金融市场的高度发达情况和东欧经济的巨大反差。她反复提到她很珍惜从保加利亚到英国，然后来美国，现在有机会管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机会。她期望会利用她任期内的每一天来帮助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现代化。

全球金融市场的很多业内人士都对IMF在过去几年的工作非常不满意。特别是对于IMF反复出资救助阿根廷，特别是在去年出资五百亿给阿根廷政府，而阿根廷今年马上接近技术性违约这个行为有很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IMF对于亚洲国家比如当年的印尼、马来西亚金融危机期间的救助条件过于苛刻，而对于阿根廷过于优惠，存在双重标准。

很明显，拉加德辞职以后，IMF对于今后的大笔送钱给阿根廷这样的多次违约国家的可能性将会大幅下降。新总裁乔治维娃很有可能会注重结构性改革，注重受援助国家的政府经济改革力度，注重帮助很多相对富裕国家内的贫困人口特别是妇女获得更好的权益和机会。

在布雷顿森林委员会的75周年晚宴上，公布了世界银行前任行长沃尔芬森正式从布雷顿森林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退休。沃尔芬森已经86岁高龄，他坐着做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演讲。主要提到他的这一代人已经逐渐老去，希望新一代能够继续接过火炬前行。

随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任行长杜德利上台接任布雷顿森林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他今年59岁，从经验、年龄各方面来说都极为理想来推动全球金融体系的前进。杜德利今年曾因关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和政治周期关系的文章掀起一个巨大争议。笔者相信他下一步会继续在国际金融和货币市场发出很多非常规的声音。

这次年会上，我们遇到不少来自加拿大、英国等刚刚加入委员会的新成员们。可以感受到，全球金融市场正在进行很多新老交替的变化。很多过去的模式都可能随着元老们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被颠覆或者重置。

最近IMF刚刚调低了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并在出版的全球经济分析文章中提到目前的各种挑战，包括高杠杆，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效应递减，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笔者参加了大量现场活动，并和一些商业银行的董事长等高管的交流中，也感受到了这些问题。

但是，在现场可以总结出来最大的两个风险和机会都很明确：全球贸易，美联储。也许IMF不愿意把这些写入官方的出版物中，但是从各个演讲中都可以反复听到这两个核心要点。

关于全球贸易，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巴西人阿兹维都在布雷顿森林委员会的晚宴上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他提到世贸组织的前身GATT在布雷顿森林的创始成员只有23个国家，从当时到现在，成员不断扩大，也确保了过去70年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但是，过去几年的很多贸易问题被政治化。如果按照目前这种双边谈判为主的贸易继续下去，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有可能被逐渐边缘化，直至瘫痪。

英格兰银行行长卡尼也在他的演讲中提到，自从他在14年前开始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今年是第一次感觉到目前的多边全球贸易体系有生存危机（原话是existential threat）。

IMF认为过去两年的贸易问题已经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率降低0.8%。而贸易问题继续下去已经对于全球的企业界产生极大的负面信心冲击。很明显的是包括WTO在内的国际贸易框架需要彻底改革。

关于货币政策，美联储在过去两年中九次加息，同时资产负债比缩减1万多亿美元，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减少的影响极为巨大。当然美联储最近连续降息两次，并在10月初召开未经预先计划的公开市场会议（FOMC），开始大规模增加回购600亿美元一个月。可以说，如果美联储从量化紧缩政策暂停，然后开始宽松政策，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下一步影响也将会是巨大的。如果美元升值有所缓和，有可能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是一种帮助。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各大美国的商业银行现在利润不断上升，资本金充足率属于历史最高水平。同时随着效率的提高，这些商业银行都在不断裁减员工。可以说这些美国商业银行的高管们都非常乐观。

从智库等研究机构来看，基本上都是理念决定了对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看法。偏民主党的智库一般对经济前景比较悲观，认为衰退即将到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相反，偏共和党的智库都对经济前景非常乐观，认为媒体过分宣传负面信息，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于紧缩。

当然除了这两个，在宏观经济层面，其他听到最多的讨论就是德国和欧元区的经济。如果英国硬退欧，加上德国目前的经济在步入衰退的前夜，欧元区有可能面临极大的问题。叠加欧洲中央银行的负利率政策，基本上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已经弹尽粮绝。有可能帮助来自于德国等其他欧元区国家的财政刺激，比如减税。当然，如果全球贸易和美联储传来利好消息，欧洲经济也有可能避免出现衰退。

这次年会的一个重头戏是美国财经媒体组织的大会主题讨论。一般在这个场合上会把最为重要的问题和趋势进行探讨。

今年应邀讨论的六位嘉宾包括IMF新任总裁乔治维娃、清华大学教授朱民、桥水对冲基金的创始人达里奥、国际清算银行行长、墨西哥前任中央银行行长卡森、欧盟委员会委员西班牙经济部长卡维尼奥女士。

主持人上来就咄咄逼人，对这六位代表全球主要经济体和主要多边金融机构的领导们提出大量尖锐问题。他提问达里奥为什么对全球经济极为悲观？达里奥认为现在的全球经济类似于1930年代，在一个巨大的下沉（great sag）。他认为各国的中央银行们已经无力去对抗这种下沉的趋势。

IMF总裁的观点相对乐观，她认为在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各个主要经济体通力合作，避免了最坏的可能性。她认为如果在贸易问题上能够达成协议，全球经济增长有可能在明年见底回升。

这一次会议上还感受到了金融科技的大发展。有多个圆桌的讨论是关于科技的主题，包括大数据的应用，电子货币在支付和清算上的发展，也有对于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讨论。

很多的讨论都是围绕着如何运用金融科技来帮助穷困人口，特别是妇女获得更好的发展。比如在印度、非洲、加勒比海地区的很多国家，传统银行业服务极为昂贵，支付系统非常落后。来自这些国家的代表讨论了很多成功的移动支付案例。

英格兰银行的卡尼行长做的演讲着重提到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不断弱化。那么，是应该用其他货币来补充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功能？还是应该发明多国支持的电子货币来配合贸易和金融市场的多极化？

他关于全球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的推动、拉入和管道的分析（push, pull and pipe），观点非常新颖。他建议市场多极化，避免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化，分散全球资本流动的风险都属于值得考虑的，但是需要很大的努力才有可能被实施。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各国都在大量通过货币政策释放流动性。结果就是实体经济发展有限，金融产品价格飙升，各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各国的民粹主义上升，社会动荡加剧和货币政策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关系重大。

笔者在现场提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总裁对于全球零利率和负利率的看法，她的答复也是负利率在过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是在今后的负面效果可能更大。就像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家研究主题是扶贫开发，获奖的一个是女教授，映射的是目前全球关注的重心是扶贫，帮助妇女权益的提升。从IMF到世界银行，今后扶贫应该是关注的中心。

实际上，印度的财政部长Sitharaman女士在会场上讲了很多印度经济开放的挑战，包括印度目前出现的生产过剩，特别是汽车产能过剩，需求不足。肯尼亚中央银行的行长也提到肯尼亚有大量没有银行账户的穷困人口，移动支付可以帮助这些人获得金融服务。

现在问题都已经很明显的被提出来了，解决的办法也很多，从贸易上实现双赢，金融科技结合扶贫，到提高妇女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参与度，到减少贫富差距的政策。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全球经济还有非常美好的增长前景，否则的话，下一步经济衰退，贸易萎缩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