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外40年：辉煌、铁锈、新生和迁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云锋金融”，作者云锋金融。

计划好的黄金时代

满姐从家乡盘锦嫁到沈阳，是1978年。

那时的中华路上，日本殖民时期建起的小洋楼环绕着中山广场，广场中央是气势恢宏的毛主席像和“百万雄师过大江”组雕。

80年代沈阳中山广场

中华路向西，是沈阳南站，为日本1930年代修建，与日本东京火车站如出一辙。站前广场立着解放沈阳苏联红军阵亡将士纪念碑，碑顶是一辆缴获的坦克，俗称“坦克塔”。

沈阳站前苏联红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俗称“坦克碑”。1945年9月17日开建，11月7日建成，2006年9月搬迁到沈阳城北前苏联红军烈士陵园。纪念碑在沈阳站广场矗立61年

再往西，过了”两洞桥”，就是铁西区。桥上的长大铁路线，是东北地区货运的重要线路，与铁西区通往各大型厂区的支线铁路相连。

只有大型工厂才配有专线铁路，其中之一就是沈阳变压器厂。满姐的丈夫是变压器厂的工程师。

满姐的丈夫是“老二中”的学生。那个年代，没有“上山下乡”而接受了高质量高中乃至大学教育的人极为稀少。

同时期还有一个这样的幸运儿，他就是从本钢动力厂到东北工学院就读的刘积仁。他做梦都担心成绩不好被退回工厂，拼命苦读，尚不知此后他会学而优则“商”、带领东软走出波澜壮阔。

像变压器厂这类大型工厂，铁西区不少于20家，超过万人的工厂也有若干，如重型机械厂、机床厂、水泵厂等等。

建国初期，工人和技术人员从全国各地涌来。仅以沈阳重型机械厂为例，在1949-1952年三年间，员工数量就从654人增加到5000余人。

到了1978年，辽宁省的GDP229亿元，在全国居第3，仅次于上海和江苏。80年代初，辽宁省的财政盈余占GDP比例在20%左右，居全国第四。

彼时的辽宁除了对其他地区的财政转移，还支援建设，尽显大哥风范。60年代持续到80年代，我国秘密而有计划地将基础工业和军工相关产业由东部沿海向西部转移，这就是“三线建设”。大量的东北、华北的老工业基地的人们，肩负神秘的使命，带着机器设备和热情，来到了“三线”城市。

沈阳飞机制造厂是输出单位之一。沈飞对于新中国的军工业意义非凡：不仅十大元帅中的七位都参观过，毛主席本人也参观过。在“三线建设”中，沈飞向西南输出技术和人才，这才有了后来的成都飞机制造厂等。

郭利民的父亲就是那时从沈阳到了贵州，去支援011飞机工程，从此扎根于斯。郭利民的父亲是天津人，50年代从天津调到沈阳支援沈飞建设。郭利民生于沈阳，在他心里，沈飞是贵州飞机制造厂的故乡，沈阳是他的根。

满姐的丈夫没有被派往“三线“——变压器厂需要他这样的技术骨干。

满姐的丈夫有理由自豪。

70年代，全球变压器先进技术主要掌握在几个发达国家手中。原沈变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浩一直坚持500千伏变压器国产化。70年代末，凭着几页图纸和上万小时的实验，沈变攻破500千伏变压器技术难关，并且在80年代开始实现量产。

1985年9月，葛洲坝电厂需要一台36万千伏安500千伏自耦变压器，与沈变签订正式技术协议后仍不放心，同时又向日本某厂订了一台，决定把沈变生产的作备品。

次年6月，沈变产品运到葛洲坝电厂调试成功正式运行后，日本的还没造出来。等到造出来，在系统上试运行不到10分钟就被击穿不能用了。日本产品花了几百万美元，而沈变产品只用了几百万元人民币。

工作上，满姐一家是根红苗正的工人阶级；生活中，他们的衣食住行组织都已安排好。彼时的工人新村，大多是3层或者6层高的小楼，排列整整齐齐，据说从空中俯瞰排列成“工人村”三个字。

满姐家住在建于50年代的工人宿舍楼。这种楼依苏式建筑标准，层高3米，红木地板，窄窗子，厚砖墙，冬暖夏凉。在很多沈阳住户燃煤之时，这里早早通上了天然气。满姐和丈夫骑着“永久”牌自行车，是北二路壮观的上班潮中的一份子。他们的午餐是早上从家里带的饭盒。下夜班时，则从北二路的道旁摊买热腾腾的馄饨作夜宵。

1983年结婚嫁妆：自行车，洗衣机，皮箱

拧开收音机，满姐喜欢收听刘兰芳的“杨家将”。评书四大家，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刘兰芳，都成就于辽宁。

工人们的业务生活也是计划安排好了的。各大工厂以厂为单位，成立了各种俱乐部，篮球、乒乓球，曲艺团体等，水平相当高。

从1978年到1988年，辽宁省常住人口增加了43万到382.5万，每年增长1.2%。

从白银到铁锈时代

时代的改变往往并非惊心动魄，而潜藏在细节之中。

1988年的一个夏日，满姐所在的毛纺厂正在进行篮球赛。

中午，暴晒。场地边一个饭盒盖子自动弹开，引起了人们注意。一团浸湿的毛线受热膨胀，暴露了偷毛线的秘密。

偷毛线虽然不体面，却是心照不宣的秘密。人们知道，毛纺厂早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工人们无意带回家的毛线都会颗粒归仓的厂。100斤的原料，产线仅有80余斤。没有人说得清，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人们忽然有了私心，还是厂领导的贪污让工人上行下效？是厂子办社会越来越臃肿、效益滑坡拖欠工资让工人心生不平，抑或工人们的低效令厂子难有竞争力？

总之，在那个中午，“工人阶级是主人翁”、“以厂为家”这样的口号开始有了别样的含义。

毛纺厂在走下坡路，不过有一些厂家赶上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春风。

当人们的口袋鼓起来之后，家电消费需求随之而来。当时辽宁的知名品牌有营口的友谊洗衣机、沈阳的沈努西冰箱，还有沈乐满热水器。

“沈努西”冰箱来自沈阳电冰箱厂。这家厂成立于1985年，引入意大利生产线，仅仅比海尔（青岛电冰箱厂）引入德国生产线晚一年。

沈阳电冰箱厂诞生初期从未为卖不出去担忧。当时买冰箱需要排队、找关系，冰箱生产出来“根本不落地”。计划经济下积攒的工资，被高档家电和“供不应求”点燃了亢奋的消费热情。沈努西冰箱高峰时期年销量40万台，年产值5000万元。

当时生产的电冰箱绝大部分属于进口组装，海尔、美菱、长岭等许多国产品牌的图纸都出自意大利默洛尼公司。“沈努西”的生产线也来自于该公司。意大利的电冰箱生产技术存在缺陷，只是暂时的旺盛需求蒙蔽了产品同质化严重的问题。

这一边，经过了张瑞敏“砸冰箱”事件，高起点、重质量的海尔冰箱蒸蒸日上。1996年，海尔凭借质量走出国门，在印尼、菲律宾建厂，1997年，营业额超过100亿元。

另一边，1997年，沈阳电冰箱厂停产，仅仅在区域内的家电市场上昙花一现。

如果说，沈努西的没落是没能适应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需求，冶炼厂、薄板厂等大型工厂的倒闭则是被时代抛弃的悲剧。

纪录片《铁西区》三部曲记录了冶炼厂最后的艰难时光。工厂里，工人们谈论着发不出来工资，以及不时发生的下岗分流。暂时留下的人们集资入股做最后的努力，然而却无力回天。

1991年沈阳市轧钢厂车间的工人

据《朱镕基讲话实录》，从1998年到2000年年底，国企下岗职工累计2550万人。1999年到2002年，辽宁登记失业率从3.5%上升到6.8%；国有企业在岗职工人数从459万人减少28%到329万人。

曾经在国有大厂、一切都被计划好了的工人们，到了用市场经济衡量自身价值的时候。车工、焊工、电工……,有技术的工人，可以靠打工生活。在新兴的民营小厂如弹簧厂、家具厂中，甚至可能收入更高。但是，缺少技术、或者技术不适用的工人们，甚至可能因交不出供暖费而陷入饥寒交迫。

“父母说，朝南的房子采光好，冬天多穿点不冷，不需要暖气。那时身强力壮的我居然真的相信。”

—— 刘岩《历史 记忆 生产》

下岗人员安置、国有资产处置、房屋拆迁和土地建设……，旧秩序崩塌而新秩序未建之际，利益拷打人性。很多后来曝出的贪腐案都与国有企业转型过程相关，如歌手曲婉婷的母亲、哈尔滨市官员张明杰的涉贪案。这个剧变过程更为深远的影响则是，社会公平和信任感迟迟难以重建。

尽管如此，“黄金时代”的经历已经深深印在了这群人的思想里、难以磨灭。纪录片《铁西区》中有这样一幕：下岗了的工人集中在一起无所事事，赤膊的工人吹着萨克斯，工人们齐声唱：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

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

《铁西区》的导演王兵说：”曾经有一群人，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付出了一切，他们最终失败了。”

沉舟侧畔千帆过，在冶炼厂消亡的同时，新生的力量在悄悄成长。

当年就读东北工学院的刘积仁，此后留美归国后，成为我国第一个计算机应用博士。1989年，汽车电子生产企业日本阿尔派株式会社被刘积仁的研究课题所吸引，来到东北大学寻求合作。阿尔派株式会社会长沓泽虔太郎看中了刘积仁的团队和科研能力，他也因此获得了第一桶金——30万美元。

“资金还没到账，我们就拿着合同去北京，进口了一批最先进的IT设备，东北大学也把主楼二层的一半教室都给了我们，我们就打造了中国一流的实验室。”

这笔资金，帮助东软度过了创业初期的艰辛岁月。1996年，刘积仁所创立的东软成为国内首家上市的软件公司。

当辽宁处于国企改革的核心试点、大量职工下岗之时，东软迎来了建立社保信息系统的商机。2000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就如何做好社会保障工作，专门在辽宁进行了长达数日的专题考察，他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

于是，辽宁省上马了被称为“一号工程”的社会保障管理信息系统，这是我国社保信息化的第一块“试验田”。此时，东软早已拥有保险行业的成功开发经验，顺理成章成为了“一号工程”的实施者。“一号工程”是中国社保信息化的里程碑，之后被确定为社保信息化的标准。

2000年，辽宁省的GDP是4669亿元，为全国第9；这一年，辽宁省的财政收入减去支出的净额为负的222亿元。

老工业基地的小阳春

在国企下岗潮过后，辽宁经济在一波三折中走出了小阳春。

满姐所在的毛纺厂，迁到了更远的开发区。毛纺厂、浙江新湖集团和铁西新区土地储备中心签署协议，将黎明毛纺厂18万平方米的地块和地上建筑，以每平方米700元出售给浙江新湖集团，前者获得1.16亿现金补偿。

毛纺厂算了笔账：开发区土地每平方米价格为200元，新盖11万平方米的厂房，土地成本只需2200万元。出售土地和新购土地之间每平方米有500元的差价收益。

像毛纺厂一样，大量的工厂选择了迁出。从1998年到2008年，铁西区工厂数量锐减。

2009年5月18日，72岁的沈阳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开始搬家。“沈重”在老铁西的最后一炉钢水从2号平炉流出，灌注成工人们精心设计的字模——铁西NHI北方重工”。

在工厂迁移和房地产开发热潮中，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

从2002年到2011年，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沈阳的固定资产投资由第10位提升到第2位，房地产开发投资由第9位提升到第1位。万达集团等房地产巨头在此期间发展壮大。

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始建于1988年，2001年，国足世界杯提前两轮出线的比赛在此举行。2007年2月12日15时整被爆破拆除。

辽宁的小阳春不仅是房地产业拉动，还得益于2003年开始的国家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战略。

在老工业基地振兴中，沈阳出现一批向世界级迈进的企业集团，除沈阳机床、沈鼓集团外，还有中国盾构机最大制造基地的北方重工、引领世界输变电变压器行业发展方向的特变电工沈变、令“世界幕墙看远大”的远大集团等。

2011年，华晨宝马、北盛汽车、沈阳机床、沈阳化工、北方重工、远大集团等8户企业迈进百亿元企业集团之列。

2008年4月17日沈阳产业工人

经济有了小阳春，但“辽老大”的自豪感并没有回来。这个时候成为“东北人”标签的是连续多年上春晚的赵本山。在沈阳，原来的工人文化宫和俱乐部被刘老根大舞台所取代。赵本山所塑造的农村边缘人形象固然讨喜，但很难代表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工人。搜狐网友在论坛吐槽：

“以前提到东北人，人民肯定会想到王铁人、蒋筑英等，可现在一提东北人，人们肯定马上想到赵本山、高秀敏等。作为一个东北人，我们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如果有一天，人们一提起东北人，马上想到袁家军、杨利伟…, 那么我们东北就有希望了，他们才应该成为我们东北人的代表！”

2008年，辽宁省的GDP是1.37万亿元，列全国第8；这一年，辽宁省的财政收入减去支出的净额为负的797亿元。

有些变了，有些没变

吴晓波对话潘石屹，为什么他拍照的700余民营企业家中没有东北人。潘说，大约东北没有民营企业家。

其实，东北曾经有过。

例如仰融。他参加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第一家企业华晨汽车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工作，成为第一家在海外融资的中国国有企业，后接管金杯汽车。他曾是2001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三位。2002年10月，他因涉嫌经济犯罪，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被辽宁省检察院批准逮捕；此后 ，他在美国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政府和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资产侵权，成为中国历史上地方政府首次在国外被起诉的案例。

以华晨宝马生产线而言，这条生产线的前身是中华汽车生产线。当年，正是仰融建议宝马管理层到沈阳考察中华轿车项目生产线，并最终促成了宝马落户沈阳。2015年，华晨宝马第一百万辆车下线。

又如徐明。1992年，他创建了大连实德集团，任大连实德集团总裁，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董事长。2012年3月15日，徐明因涉嫌经济案件被相关部门控制，2015年12月4日在狱中因病去世，时年44岁。

即便是私营经济，离不开与公权力的深度纠缠。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部分原因在于，东北是计划经济在中国最根深蒂固的地区。表现在不同法人机构类型上，便是企业法人的比例偏低。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14年企业相对于事业和机构法人的比例，全国最高的是北京（43:1）和上海（42:1），其他的经济大省中，江苏是23:1、浙江27:1、广东是19:1。东北三省中，辽宁是10:1，吉林和黑龙江都是4:1。

这意味着，在东三省，事业法人和机构法人的数量相对较多，企业法人数量相对较少，人们在“体制外”的机会和选择相对较少。

另外，辽宁乃至东北的经济结构，令其极易受到投资周期的影响。

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如此描摹沈阳的跌宕起伏：

“沈阳工业太重，重工业过多依靠投资拉动；国有经济太沉，民营经济过轻；政府伸手过长，营商环境短板过短。改革没有完成时，改革遇到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解决。”

当体制和宏观环境成为左右人们命运的重要变量，人们渴望保障。

满姐遗憾没有帮女儿找到“体制内”的工作。在这里，工作不仅要靠人介绍，体制内的“好”工作几乎明码实价。例如，教师10万元，热门医院的医生50万元。“办事找得到人”仍是衡量成功的重要标准。

“保障越具有特权的性质… 就越为人民所珍视。随着有特权人数的增加，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价值标准。给人以地位和身份的不再是自立，而是有保障，一个青年人拥有的领得年薪的确定权利比对他怀有飞黄腾达的信心更是其结婚的资格。”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寻求保障尊崇权力--公权力缺乏约束--营商环境恶化--被迫寻求保障和特权”，是令许多东北民营资本困惑的怪圈。

所幸，这片土地上仍然充满机会，现在的东北也不乏优秀的民营企业家。

在刘积仁的前瞻布局下，东软从汽车软件开始，到如今的产业板块包括了行业软件、医疗设备、医疗信息化等几大领域。其中，医疗信息化是东软未来发力的重点。

2014年12月，东软公布了旗下子公司东软医疗和东软熙康获融资37亿人民币的消息，投资方阵容华丽，包括弘毅、高盛等。消息一出，震惊医疗投资圈。

2018年11月，在最高规格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刘积仁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民营企业家第一位发言。他同时在全国工商联《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之列。

令人兴奋的是，中国拥有了超级的信息社会基础设施和庞大的数字化经济消费群体和数字化生活方式的创造者，这会让中国拥有更多彩的未来。

——刘积仁

我国的经济引擎在从制造业到服务业转型，东北也在转型。随着基建热降温，辽宁的GDP增速回落，2017年居全国第15。

尾声

满姐那建于50年代的工厂宿舍，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她现在住的小区叫做巴塞罗那，有高迪风格的瓷砖座椅。这里，是曾经的水泵厂。

沈阳市铁西区巴塞罗那小区

满姐的女儿并不打算回家乡。她学法语，在广东工作，跑非洲贸易。身上流淌着先辈闯关东的血液，她说：埋骨何须桑梓地。

满姐和丈夫已经退休。她的丈夫加入了一个骑行俱乐部：自行车不再是他往返工人村与北二路的交通工具，而成为爱好。周末，他们经常骑行数十公里到棋盘山，他还参加过浑南沿岸一次10公里跑步。

2015年9月27日沈阳首届国际马拉松赛

冬季，满姐和丈夫像候鸟一样去海南。在那里，出租车和公交车司机的熟悉口音让他们感觉宛如故乡。

从19世纪初的闯关东，到建国之初举全国之力发展重工业，辽宁曾经吸引了多少探索机会的人。斗转星移，时代变迁，当年的冒险家和探索者仍然没有停止脚步，无论在家乡还是去异乡，他们始终跟随机会、追求幸福。

在2018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八届年会上，刘积仁朗读了一封写给40年的信。这封信本是针对创业者，用在辽宁人身上却也十分贴切。

这40年，中国就是一个舞台，开始的表演者都是业余的，他们不惧怕失败，在表演中学习，他们没有剧本，一面编一面演。但这是一个十分宽容的时代，对于对和错的判断没有那么精准。

40年，走过这个时代，尽管它还不完美，但我们在不完美中找到了机会，这个时代有很多不公平，但我们在不公平中获得的比过去多，40年，没有什么值得抱怨。

——致敬1978-2018| 刘积仁给40年的一封信